钱坛子华国锋支持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

文／余皓洁李国亮钱坛子

邓小平说，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段话表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显著的先导作用。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安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万里主政安徽后开启的，而万里主政安徽，是与华国锋是分不开的。

决定万里主政安徽，开启农村改革序幕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8个月里，由于当时的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宣扬“安徽特殊论”，致使安徽揭批“四人帮”运动无法深入，各项工作打不开局面，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突出。广大干部群众对此十分焦急、愤慨，不断向中央反映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揭批“四人帮”等问题上的错误。在此情况下，1977年6月16日至20日，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四次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揭批“四人帮”运动和省委领导情况的汇报。中共中央指出了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严重错误，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派万里出任省委第一书记。

此前，万里曾任铁道部部长，对1975年的铁路整顿作出过很大贡献，被认为是解决“老大难”问题的能手。6月22日，万里到达合肥履新。履新第二天，万里就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精神和指示，决定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针对安徽具体情况，万里采取先稳定局面钱坛子，再加大力度的办法，果断解决相关问题。在调整了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后，万里开始着手解决农业问题。8月下旬，为全面了解农村情况，万里召开座谈会，由时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周曰礼全面汇报农村的情况。周曰礼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安徽农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这对万里震动很大。他表示决心：我要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农村问题。并指示省委领导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农委的同志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

万里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上上下下的反复讨论修改，1977年11月28日，中共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转发各地执行。“省委《六条》”的主要内容包括：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能向农民征过头粮；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劳动力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省委《六条》”体现了实事求是地走群众路线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省委《六条》”在今天看来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出台这些政策是很不容易的，有些政策在当时堪称突破或需冒政治风险。因为那时还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在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中央还发了一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省委《六条》”许多内容都突破了禁区。正是从这些政策开始，安徽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并影响到其他省，如四川等也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1977年11月的安徽省委《六条》拉开了安徽乃至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由此可见，安徽乃至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启有万里的特殊贡献。或者说，万里主政安徽是安徽乃至中国农村改革起步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万里的临危受命，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77年6月中旬由华国锋主持的，会后，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找万里谈的话。华国锋指示万里，到安徽后的首要任务，是要整顿省委领导班子，清除帮派势力，促进安定团结，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紧接着，万里就于6月22日履新安徽。后来的情况证明，万里正是按华国锋关于首要任务是“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要求，很快启动了安徽农村的改革。如无华国锋的首肯，则万里去安徽或是“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即很快启动农村改革，恐怕都是难以成为事实的。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本身就是果断而主动的。所以，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华国锋在派万里主政安徽进而由此开启农村改革这个节点上的贡献。

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

1978年安徽大旱，实行借地度荒。肥西县山南公社等地以借地度荒名义暗地包产到户，得到省委认可。安徽凤阳小岗村暗地搞包干到户，影响更为深远。四川等地也有明里暗里搞包产到户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所及，更多地方纷纷仿效。然而此后，包产到户的前进道路却一波三折，很不平坦。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钱坛子，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的负责同志，在北京召开当前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作了详细汇报。他整整讲了一天，最后作了一个总的表态：倾向于搞包产到户。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形式都应允许存在，让群众在实践中自己去鉴别和选择。并阐述了包产到户的几条好处。然而周曰礼的介绍和汇报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我打起来”。

座谈会召开期间的1979年3月15日，经当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张浩（甘肃省档案馆干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及编者按，反对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等所谓“错误做法”。这对不仅搞了包产到组，而且搞了包产到户的安徽来说，不啻泼了一大瓢冷水，使这次座谈会的争论更加激烈。

3月24日，国家农委农村工作座谈会结束。第二天，华国锋召集参会人员代表开会，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为了这次汇报，会议拟了一个《会议纪要》。对于这个《会议纪要》，安徽的周曰礼不同意。他坚持不能将“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等同看待，不同意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他认为“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而只要“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承认按劳分配，它与“分田单干”就有根本区别。在这个问题上，会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主持会议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遂要周曰礼将自己的意见单独写个稿子向华国锋汇报。所以当杜润生汇报完《会议纪要》后，周曰礼又接着念了他的汇报稿，介绍了他的观点。

对于会议有两个稿子汇报，华国锋感到纳闷，问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中央领导同志来拍板。对这次会议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当事人周曰礼后来回忆说，向华国锋的“汇报会开了六个半小时，是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晚饭也是华国锋招待的。最后这个会议的《会议纪要》把我所讲的主要的内容都用上了”。会议能有这样的结果，与华国锋的态度当然分不开。这是不言而喻的。

听完两个汇报后，华国锋并未明确表态支持哪种观点。在“左”倾气氛还相当浓的当年，华国锋没有直接指责包产到户，应该说，这实际上已是一种表态了。最后，华国锋只是以自己的见闻、经验，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湖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湘潭地区是水稻产区，水稻的收割，一个脱粒，一个运输。水稻脱粒都是脱粒到扮桶里头（需要几个人抬桶），几个部分工序是互相配合的，必须要一个小组，最少要七八个人才能够配合好。包产到户是一家一户，哪有那么多人，你们到水稻收割的时候怎么搞？”

对华国锋的这一提问，我们可有两种理解。一是他用这样的提问来否定包产到户。因为如搞包产到户，需要七八个人才能配合的水稻收割这样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所以不能搞包产到户。第二，也可理解为华国锋是在试着探讨如果搞包产到户，则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属于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并不算方向路线问题。从这次会议实际上采纳了周曰礼“所讲的主要的内容”的最后结果来看，后一种理解似乎更接近于华国锋提问的真实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周曰礼才得以对华国锋提问作出了从容回答。他说：“这好办。群众当中从古至今他们都有相互帮助，提倡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农村里就是这么干的。”最后，这次《会议纪要》把安徽同志“所讲的主要的内容都用上了”。其中，专门写了一句：“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这个《会议纪要》于1979年4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会议纪要》对包产到户在作了严格限制的同时也为其开了一个口子，并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这是很不容易的。同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又吸纳了这些意见，把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了“不要包产到户”，其语气的分量明显有所减轻。

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能在百忙之中听了6个半小时这么长时间的会议汇报，充分说明他对当时的农业管理体制包括包产到户的慎重。而他之所以能这样重视和慎重对待包产到户并不是没有思想基础的。会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凭着和华国锋在湖南共事多年的老关系，跑到华国锋家，劝他不要搞“农业学大寨”那一套了。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有如星火燎原的形势下，在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人的推动下，加上华国锋自己也经过调查研究，他的传统观念有所松动，这就使这次会议有个较好的结局：将安徽同志的主要观点都写进了《会议纪要》。华国锋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这一条也被写进了《会议纪要》中。经与会多数人的要求和华国锋的同意，《会议纪要》还规定，对已经搞包产到户而需要纠正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要搞批判斗争”。人们认为，他的这两个举动，是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两点突破。

“不要又刮反单干风”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自然是个十分重要的经营管理问题，故会议自然要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围绕着包产到户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前听取了汇报。

华国锋在听取会议汇报时明确表态：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不要简单发一道命令扭过来，要认真总结经验，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不要又刮反单干风”。他表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这可以理解为搞责任制不一定就是搞包产到户、搞单干。这大致可看出这时他对已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的基本态度：即是要“总结”，而不是一概抹杀或简单否定；对群众是要“提高”，而不是简单粗暴和压服；要引导，而不是强迫命令，不是强力扭转。这实际上是为已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继续试行而留下了空间。正因为如此，这次《会议纪要》给包产到户开了更大的口子。《会议纪要》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至于极少数集体经济长期办得很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搞得既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没有个体积极性，生产反而下降。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不难看出，这段关于包产到户的文字，其核心是要稳住现有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括对极少数“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也如此。《会议纪要》强调的是“热情帮助”“积极引导”，“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搞得既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没有个体积极性，生产反而下降。更不可搞批判斗争”。这段话的潜台词实质上就是，与其强行扭转包产到户，搞得两个积极性都没有了，生产下降，还不如让它存在，至少会有个体的积极性，还可促进生产发展而不至于生产下降。至于批判斗争“更不可搞”，因为已不是“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了。这次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对包产到户能继续采取相对开明的态度，与华国锋对包产到户“不要又刮反单干风”，“更不可搞批判斗争”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实质上的有限放宽政策，使包产到户仍有所发展，到1980年3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已占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28%。

到1980年5月底，邓小平公开支持了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同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并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座谈会纪要。9月27日，这个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75号文件下发各地贯彻执行。此后，包产到户迅速向更大的范围扩展，农村形势也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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